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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涵化(acculturation)是人類學的一個基本概念。它屬于文化變遷范圍中的一種情況，即至少存在?兩個或更多群體因經過相互接觸后而產生的變化。人類學通過其特有的田野考察方片，將涵化理論引入了旅游研究的范圍。旅游人類學將旅游視為旅游者與東道主的一種互為“他者”的對話。旅游是一種跨文化互動行為，“主客”之間的關系研究成為旅游人類學的一個基本主題。尤其是對以旅游目的地和東道主來說，他們要不斷地接待來自各地的游客，東道主的社會結構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，文化會發生什么樣變遷，一直是人類學家所關心的重要問題。

　　“自由行”帶來文化碰撞

　　從旅游人類學的角度來分析，東道主的社會事實上是很難主導自己的旅游發展的，真正起主導作用的是到訪的游客和他們所持有的資本。在現代旅游中，游客會帶給東道主社會一種強大的“外部因素”。這種“外部因素”對東道主產生巨大的影響，致使東道主社會文化有所變遷，甚至改變其自身的內部結構，以適應大量涌入的旅客。因此，這樣的文化接觸與交流是不平等的和不對稱的，它有可能把東道主社會的變遷引導到一種非自主的方向上去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游客與東道主之間的關系便成了一種“主導與服從(dominate-subordination)”的關系。

　　今天，旅游業在香港社會經濟活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。內地到港的旅客已經從傳統的富裕階級、中產階級的專屬活動，轉變成為大眾生活的一部分。“自由行”逐漸成為香港社會文化變遷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：它對香港的經濟、政治、資源、就業、文化交流等問題都提出了一系列嶄新的課題，同時也意味?巨大的挑戰。與此同時，“自由行”的迅速發展帶來了內地與香港前所未有的文化碰撞和變遷，引發社會不同的反應。

　　在旅游人類學的應用研究領域，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關心旅游對東道主社會和它的環境帶來的影響。人類學家所提倡的“影響性評估”，是用田野考察方法及問卷調查方法，評估旅游對當地所帶來的發展結果，從而制定應對的政策。我認為，若香港政府在旅游規劃過程中，亦應對目前旅游政策給香港帶來的發展結果和香港對旅客的“承載力”，進行全面的“影響性評估”。李偉雄